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创新。从全局上说，这是加大预防腐败措施的重要举措；从实践上说，这是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薄弱环节的重要途径；从理论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

廉政文化建设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在制订贯彻《实施纲要》的措施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规划中，都把廉政文化建设列为重要内容。随着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各行各业，群众性的创建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媒体报道了大量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信息；普及性图书、公益广告等大量出现；作家和艺术家积极参与，创作了大量的反腐倡廉内容的影视作品、歌曲、书画等；廉政文化专题网站已有好几个，新华网的廉政频道日均点击率已过万次。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和党政部门尤其是纪检监察机关同志，着手理论研究，一批理论研究著述应运而生，各地各部门组织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围绕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基本理论框架、历史与展望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和交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总体看，廉政文化建设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展开，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本文围绕廉政文化建设特征、在认识上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廉政文化建设如何深入发展等问题，提供一份粗浅的材料，供大家学习讨论。

一、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

廉政文化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廉政文化建设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结合的产物。廉政文化建设虽然开展的时间不长，但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廉政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廉政文化建设的灵魂。廉政文化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文化，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廉政文化建设中的统帅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丰富的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论述。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腐败与反腐败一直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一对重要矛盾，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廉价政府作过系统论述。恩格斯于1891年在为该书写的导言中，专门论述了贪污腐化及对官吏的监督等问题。马克思认为，“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列宁把腐败称为国家机构中的“脓疮”，是“一大敌人”，列宁曾经讲过，“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不会贪污的”。列宁建立了系统完整的关于党的学说，其中关于党必须建立极严格的纪律的思想，关于执政党要注意提高党员质量的思想，关于党应当积极从事政治教育、战胜本身的弱点和缺陷的思想等等，在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始终高度警惕防止党的队伍和党的干部腐化变质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围绕党的廉洁和艰苦奋斗问题，他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述。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对苏维埃政权中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斗争。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重要理论。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腐败与否对于政权是否能够得到巩固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把它当作整风教材推荐给全党同志学习。1945年回答黄炎培问题即著名的“窑洞对”，以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两个务必”的著名告诫，都是这方面的生动实例和重要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执政党的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组织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等反腐败斗争。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高度重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党风廉政建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论述。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胡锦涛同志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也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腐倡廉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治标和治本，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要通过学习贯彻党章，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大防治腐败的力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这些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廉政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

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丰富理论，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

（二）廉政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的一面旗帜，关系着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先进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文化的新认识，同时极大地开拓了文化建设的广阔前景。廉政文化建设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廉政文化作为先进的文化形态，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反映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党风廉政建设也是先进文化建设，反腐败斗争就是用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斗争。建设廉政文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自觉担当起来的重大历史使命。执政党弘扬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廉政文化，对于反腐倡廉，永葆党的先进性，巩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长远的意义。

（三）廉政文化为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高度，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必将随着实践发展而日益充分地显现出来。为了保证这一战略决策的落实，党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出了《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确定到2010年，要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教育、制度、监督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但三者又各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廉政文化教育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任何制度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价值观念，先进的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但在抓“制度反腐”的同时，也要抓“文化反腐”。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可能更为广泛、更为持久。廉政文化就是要将廉洁意识深入人的心灵深处，其主要功能是教化。当一种不良的欲望出现时，如何抑制它？内心的自控力和外部的约束力都会起作用，廉政文化教育即是从外部引导，用正确的思想理念，控制人的心理活动、心态变化，达到提高自控力，节制不良欲望的目的。廉政文化建设既是贯彻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又是反腐倡廉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只有拓宽视野，提高层次，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上下功夫，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之，如果不注重廉政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会因为缺乏先进文化的支撑而失去应有的战斗力量和积极作用，就难以建成完善牢固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廉政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关于“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融入时代精神的产物，是对人生价值观的科学总结，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立指明了方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将“八荣八耻”这样富有时代气息的道德规范融入廉政文化建设之中，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必将进一步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整体好转，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廉政文化以“廉政”为主题，围绕“廉政”开展一系列教育宣传活动，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廉洁从政的良好的社会氛围。荣辱观教育也是为了创造知荣明耻的道德环境。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要把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将荣辱观融入到廉政文化建设的各式各样活动中去，进一步丰富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强化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五）群众性创建活动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直观地看，廉政文化建设似乎是领导和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感悟到的，但认真思索后就能体会到，这项工作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强烈心理期盼而发展起来的。群众是廉政文化的创造主体，只有使廉政文化深入民心，使广大群众对廉政观念产生认同，并使一系列廉洁的意识成为其自觉的行动，才能形成廉政文化的强势，将滋生腐败的“污泥”培育为廉洁风气的“沃土”，使腐朽思想和腐败文化无容身之地。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必须扎根于群众，在扩大廉政文化建设覆盖面、在打基础上下功夫。群众性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除此之外，廉政文化还具有实践性、广泛性、多样性、动态性的特征。所谓实践性，是指廉政文化贵在实践，必须立足干部、面向群众，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适应文化具有渗透性的特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寓教于一切有益的文化活动中。所谓广泛性，是指廉政文化建设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人群，从而形成一个相互支持与配合的社会文化系统。所谓多样性，是指廉政文化建设的形式多样、手段灵活，即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形式和办法，逐步形成新的机制。所谓动态性，是指廉政文化建设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并充实内容，丰富活动载体，创新形式和办法，使廉政文化建设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必须面向整个社会、面向群众，要努力拓展宣传阵地，扩大活动开放度与群众参与度。各地区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文化需求，开展的廉政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的活动，就是这方面的有效尝试。这充分说明，文化是历史的，更是实践的，先进文化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丰富、发展。

二、 正确处理廉政文化建设的几个关系

廉政文化建设实践逐步深化，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随之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兴趣，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对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各抒己见，争论不断。比如，关于廉政文化概念的阐述，就有一二十种之多。随着研究探讨的深入，一些与实际工作比较密切而亟需在理论给予答复的问题，比如，围绕关于廉政文化与腐败文化的关系、与廉洁文化的关系、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与反腐败宣教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这些问题的讨论分析，对于深入廉政文化建设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廉政文化与腐朽文化的关系。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有它的对立面。同样，廉政文化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而是有一个对立物，那就是腐朽文化。廉政文化就是针对腐朽文化而言的。要建设廉政文化，需要深入认识廉政文化和腐朽文化的关系，通过两者的比较揭示廉政文化的本质。首先，腐败以及它在文化上的反映是一种历史存在，就像过去各种社会或历史阶段都存在一定廉政文化现象一样。其次，廉政文化和腐朽文化，两者是对立物，是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如果一个社会到处充斥腐朽文化，就会大大挤压廉政文化的空间。从我国的历史和现状看，在廉政文化和腐朽文化方面都有很深的历史积淀，但相比而言，腐朽文化的显得更沉重。从今天的现实来看，我们依然面临严峻的腐朽文化的挑战。这些年，我们坚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始终保持了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但是，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腐败现象还在不断地滋生。这种反差令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呈现不断蔓延的趋势。研究证明，归根到底是落后腐朽的文化侵蚀了人们的思想。在分析一些腐败案件时，可以从中看到其背后隐藏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文化现象。比如，在一些地方和行业，腐败并不象老鼠过街，而已经被视为见怪不怪了，腐败分子不受舆论责难。“笑贫不笑贪”的现象也相当普遍，一些人甚至以炫耀腐败为荣，从而形成了一种“不拿白不拿”的风气。还比如，一些贪官，本人生活并不奢侈，贪赃的动机在于为子孙“造福”，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很有关系。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还有官本位、“人治”观念等，都存留在今天人们的观念中，这都是导致贪渎文化的思想基础。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的交流既有融合互补，又有冲突碰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和文化上的某些优势，利用我国对外开放的机会散布种种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和动摇情绪等。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物质利益激励机制被不断功利化，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导致了市场经济体制实践的负面效应。一些人在利益最大化原则推动下，为了追逐最大利益，不择手段，追求非生产性利润；或通过“寻租”，获取非法利益。种种现象表明，个别贪污现象不可怕，可怕的是腐朽文化成为一种精神潜流，成为一种“势”、一种“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廉政文化建设必须拓展视野，着眼于构筑良好的从政道德环境。不但要把腐败遏制在萌芽状态，更要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努力创造一个使领导干部不易腐败、不需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愿腐败的文化环境。反腐败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斗争,而且是文化上的较量，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反腐败就可能因缺乏先进文化的支撑而失去应有的力量。所以说，廉政文化是针对腐朽文化提出来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承认这种分析，那么就明确了“破”和“立”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要坚持先破后立的原则。因此，批判和抵制腐朽文化是建设廉政文化第一位的任务，把清除腐朽思想作为建设廉政文化的前提，即在科学分析清楚腐败现象的类型及其滋生蔓延的条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活动。认清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同时，也认识到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腐朽文化与廉政文化的消长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过程，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二）廉政文化与廉洁文化的关系。研究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加深对廉政文化建设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二是可以更清晰地明确我们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对象。

我们发现，在实际工作中，在许多研究文章中，“廉政文化”与“廉洁文化”，这两个概念是经常交叉使用的。一些同志认为，这只是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表述。但仔细一分析就明白，廉政文化与廉洁文化，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主要在于：廉政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廉洁是对整个社会及社会公民的要求。所以，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相比较，从主体要求上讲，一个具有普遍性，一个具有特殊性。从重点看，廉政文化建设重点旨在通过营造廉洁奉公的社会氛围，达到增进公职人员抵制腐败意识，提高群众与腐败行为作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廉洁文化建设的重点，则是通过营造不贪、诚信做人的社会氛围，达到规范社会公德，促进社会文明，建立和谐社会和清廉社会的目的。廉政文化的主体是手握行政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廉洁文化的主体是社会各阶层的广大群众。因此，廉洁文化建设的运行面更宽广。廉洁是普遍要求，廉政是特殊要求。两者相比较，廉洁文化内涵更为丰富，作用范围更为广泛，是一个范围更大的文化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廉洁文化是廉政文化的基础，廉政文化建设成果又对廉洁文化建设具有推动作用。由此看来，廉政文化与廉洁文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如果用廉政文化建设去代替廉洁文化建设，就极有可能制约廉洁文化的基础性作用和广泛性意义；如果用廉洁文化建设去代替廉政文化建设，也极有可能出现让廉政的主体失去特殊要求，或游离在特殊要求之外，达不到廉政文化建设主要是预防公共权力腐败的目的，甚至出现人们常说的“干部生病，群众吃药”的情况。因此要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的有机统一。如果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只重视其“先进性”，而忽略其“群众性”，就不能充分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来参与党风廉政建设，从而难以发挥廉政文化建设的效能。因此，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洁文化建设要相互结合，同时推进。

（三）廉政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包含了制度建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制度的制订包括文化因素，制度的执行有赖于文化，制度真正产生功效，一定要夯实其文化基础。一些学者认为，为什么我们有些制度尽管从理论设计到逻辑结构都很完善到位，可是在实践中却运行不畅，甚至变成一纸空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制度得不到真正的文化认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将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结合起来。做到廉政制度文化化，即为廉政制度发挥作用寻找文化依据；还要做到廉政文化制度化，为廉政文化有作为构建实现的形式。只有当制度体现了文化，文化建设形成制度的时候，制度和文化才能真正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论，起因各种各样，但主要是对廉政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文化”是一个外延非常宽泛的词汇，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概念多达几百种，是一张“无网之网”。但是，定体没有，大体则有。一般来说对文化大体是两种解释，一种“广义”解释：凡物质自然以外的一切创造物均可称为文化；另一种是“狭义”解释：相对于有形物质的东西，即人类的精神现象，如思想境界、风俗习惯、知识学问、伦理道德等。同样，廉政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现在所说的廉政文化还是从狭义上进行阐释，即大体还是在思想道德观念的范围来理解比较恰当，也有利于实际工作的开展。

“文化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关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制度建设是全局性、根本性的，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是一种互补关系。制度反腐和文化反腐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东西。随地吐痰要罚款是制度，而不吐不罚是文化。制度解决“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问题，而文化反腐要解决的是“不愿腐败”、“不想腐败”的问题。从上述我国反腐倡廉的历史轨迹不难得出，文化反腐是制度反腐深化和发展的结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两者相区别的提法更有利于反腐倡廉的实际。廉政文化建设独立于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之外的一个独立的支柱。如果廉政文化涵盖了制度，那关于制度和文化的争论就没有必要了。另外，如果持文化包括制度的看法，一是容易使廉政文化概念泛化，成为一个新的“框”，无所不包；二是会模糊人们关于文化反腐战略的独特性的认识。许多人之所以对“文化反腐”缺乏信心，归根到底还是没有认识到“文化反腐”的内在机制或规律。似乎文化是“虚”的，只有制度才是“实”的，是唯一的办法。当然，我们强调文化教育反腐，并不是说制度反腐不重要，更没有以文化反腐取代制度反腐的意图。

（四）廉政文化与反腐倡廉宣教工作的关系。不少同志认为，廉政文化主要是意识形态、精神领域的事情。的确，倡导廉政文化建设，从形式上来说，当然不外乎还是教育、宣传。那么，与过去传统的思想教育包括反腐倡廉教育相比，两者有什么不同？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解答的问题，否则，人们会问，倡导廉政文化不就是把过去一直在做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贴个新标签吗，有什么实际意义？

现在大家普遍感到，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手段不多，方法不灵，抓手不牢，效果不佳。当然，不光是反腐倡廉教育，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都有这个问题。原因何在，我们可以列出十条八条，比如，领导重视不够，结合实际不够，没有形成合力，等等，都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视角来找一下原因，就会发现，大凡精神领域的东西，都有它生成的文化背景。成功的教育、行之有效的教育都是蕴含着先进的、科学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另外，历史形成的思维习惯，也是不能忽视的。尊重这种思维习惯，教育宣传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什么那么感人，一说起这三篇文章，我们脑海中会出现张思德、白求恩、愚公的形象，会出现司马迁关于人生意义的比喻。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高尚的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这些具体的形象融合一体，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中国人喜欢用比喻来代替论证，偏爱具象有甚于抽象的概念，是一种诗情的领悟，而非一种名理的推导。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思维方式，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翻开《论语》、《庄子》、《老子》，从具象到抽象，几乎篇篇都是这种论述方式。所以说，采取一种形式，要达到效果，必须考虑到文化背景。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从文化的视角去把握反腐倡廉教育的规律，更好地发扬我们党思想教育工作的光荣传统，提高教育的有效性，为解决教育不扎实的问题找到一条途径。

具体说来，与过去传统的思想教育包括反腐倡廉教育相比，倡导廉政文化建设，有这样几点好处：一是更符合宣传教育的规律。廉政文化着眼于建设，所以没有称为廉政文化教育，它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基础，不企求立竿见影，而是春风化雨，潜移默化，靠慢功夫奏效。廉政文化的宏观功能是通过大量的微观功能实现的。倡导廉政文化，可以有效地启发自我教育。廉政文化教育与一般所说的知识文化科技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教育者”、“老师”的角色非常明显。廉政文化建设的提法，能淡化教育的形式“痕迹”，淡化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角色，平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它有助于改变“我讲你听”的状况，增强教育的效果。二是可以拓宽教育面。反腐倡廉教育，是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民教育。有人不同意反腐倡廉教育是全民教育，认为这样提是捡芝麻，丢西瓜。这种观念是偏颇的。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但动机却不完全一样，个别家长甚至把教育孩子作为一种“投资”、“期货”。一些家长节衣缩食，咬紧牙关送孩子念书，企盼将来能“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钱”。我们设想一下，带着这种心理烙印，孩子一旦步入仕途，就有可能产生“捞回成本”和“索取”的变态心理，步入官场，就可能产生腐败心理。传统文化正负面都对今日的人们影响极大，如何扬善抑恶，是全社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都是受教育的对象。我们要正确把握反腐倡廉教育的重点与覆盖全体的关系。我们党是整个社会活动的领导力量，是全社会的表率，对廉政文化的建设起导向和示范作用。党员干部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主体，也是重点客体。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拓宽教育的受众范围。三是大大丰富了教育的内容。与反腐倡廉教育相比，廉政文化建设从内容上来说更加丰富，可以更广泛地运用其它学科的理论知识，特别是有助于大力发扬我们党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洁、廉政的思想，借鉴国外开展反腐败道德教育的经验。

三、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大力发扬我们党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清正廉明之先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对廉政建设有大量论述，形成了我们党独具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对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在建党初期就明确了廉洁政治的方针，把保持廉洁放在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突出地位。早在1926年党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并逐步建立起纪律监督机制。党高度重视并形成了将精神力量、榜样的教育力量融入廉政文化环境建设的系统经验。我们党在8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伟大历程中，形成了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到大庆精神、好八连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这些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直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使党清正廉明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造就了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共产党员队伍，涌现了灿烂群星般的英雄人物。

要把发扬优良传统同总结新鲜经验结合起来。这些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廉政文化建设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相辅相成、同步进行，积累了不少新鲜经验。比如：关于树立好的党风、弘扬正气、抵制歪风的经验；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经验；关于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经验；关于查处大案要案的经验；关于源头治理和预防腐败的经验；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经验；关于加强制度建设的经验，等等。今后，特别要注意挖掘贯穿其中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

（二）重视发掘与利用古代的优秀廉政文化。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洁、廉政的思想，应当成为历史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几千年来，人民大众在反对腐败斗争中，采取了种种斗争形式，封建统治者出于各种考虑也作出一些清除腐败的尝试，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正义人士与腐败斗争的反贪史。从上古时代，“大道既隐”，贪人出现，虞舜就告诫官员，要“直而清，简而廉”。一直到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思想。认真地鉴别、筛选、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廉政思想，对今天建设廉政文化来说非常重要。有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借鉴。

一是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的爱民传统。自从《尚书》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之后，历代进步思想家以及比较开明的统治者都能坚持民本与爱民思想传统，并在统治制度与政策的设计上有所体现。他们认识到，政治的重心在民不在君（“民贵君轻”），社会的主体是民而非君（“民犹水，君犹舟”、“天下为主，君为客”），统治者的政策只有顺应民心、保护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长治久安，否则人民就会造反，政权就会覆灭（“得民心者得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以说，民本与爱民思想，既是中国廉政历史的优秀传统，也是历代廉政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是以德为政思想。儒家认为，道德高于一切，主张“以德为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主张有三点内容值得重视：首先，“政者正也”，强调为官从政要正；其次、“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认为有了法律，还要具有道德高尚的人来执行法律；再次、主张德主刑辅、先教后刑，把教化放在前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和道德是融为一体的，表现出明显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征。这些价值理念经过时代的洗礼，剔除封建伦理的糟粕，大胆汲取其有益成份，可以古为今用。

三是知耻之心。《论语》说“行己有耻”、“知耻近乎勇”。欧阳修说，“廉耻，立人之大节”。康有为说，“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耻字从耳，原义是对可恶不伦之事的舆论鞭挞与精神谴责，是骂声不绝的斥责。道德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以荣耻标准对社会现象进行评价。人的性格有许多弱点，人生道路有许多陷阱，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而这样的勇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知耻”。我们党一贯重视荣辱观建设，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丰富了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

四是清官文化。自商秦以来，便有清官、赃官之别，歌颂清官，鞭挞贪官，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晏婴、诸葛亮、海瑞、于成龙、包拯等等，他们意诚心正、修身齐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种廉洁奉公的作风，崇高节俭的美德，为民请命在所不辞的执著，在几乎无官不贪、枉法者不可胜数的封建社会，堪称出淤泥而不染，香清溢远，流芳百世。时至今日还有相当的教育意义，应该充分利用这份遗产，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主要由文艺作品作为传承载体。中国古代政论家和文论家都注意到“文以载道”的教化作用。最早的《诗经》中《国风》里就有民间里巷老百姓口传并经文人润色的讽刺贪贿暴敛的诗歌，著名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二千多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晚清民初的谴责笔记小说，艺术家抑恶扬善，揭露官场的腐败劣迹，歌颂清正廉洁，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要充分运用文化作品的感化作用，促进廉政文化建设。

（三）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和港澳地区文化反腐的经验。面对全球化的趋势，需要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审视世界，凡是有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可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反腐败是个世界性的课题，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文化建设主要是道德建设对于反腐败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包含丰富的道德思想理论。这些理论思想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影响很大，对于现代社会控制权力腐败依然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西方历史上关于权力腐败及其控制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除了面向具体权力失范问题外，更多地偏重价值层面。这种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和政治思想的源头，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把道德当作政治的最高价值，他们的理论，都有浓厚的政治道德化的色彩。如亚里士多德主张，掌握权力的人必须严格自律，要有善德和正义。这种观念对今天西方的政治理论还有很大影响。公元五世纪，基督教义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基督教的原罪理论逐步为社会所接受，并成为架构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观念。日本在反腐败中，也很注意发挥传统道德理念的作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武士阶级和商人阶级就形成了以“克己奉公”精神为核心的道德情操。德川时期形成的武士哲学，要旨就是“武士奉公，不惜以身殉职”。另外，日本民族发展了儒教文化端正人心、教化天下的内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耻感文化”。如同“负罪感”使西方人尽量远离罪恶一样，“羞耻感”使日本人尽力远离污秽。新加坡把东方古老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加以创造性地解释和发挥，使之成为廉政建设重要的思想来源和伦理道德基础，并以此来提高公职人员的道德素质。了解国外传统道德文化与反腐败的关系，提炼出为我所用的东西，是一个颇具挖掘意义的新课题。

西方国家在反腐败的实践中意识到，控制官员越轨行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强化官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现在，国外以及港台地区，都很注重从思想文化道德的角度来设计反腐败工作。一是不断丰富和调整道德行为规范体系。不少国家是从立法角度来设计道德文化建设的。比如，美国成立有专司廉政文化建设的政府道德署，制订有《公务员道德法》、《美国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等文件。二是根据各国各地区自身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廉洁教育。新加坡政府非常推崇儒家文化。教导全民要中庸、团结、安分守己、克己奉公、尊老爱幼、文明礼貌等。每年政府都要组织“礼貌月”活动，各领域、各行业的所有公民，都要学习遵守礼貌用语和文明规则。奥地利有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电视专栏节目，每周一次，由“人民监察官”向国民宣传反腐败工作。日积月累，这些教育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香港廉政公署自从1974年成立以来，就把廉洁教育作为其三大战略之一。30年来，他们的廉洁教育已经成为全球著名的成功典范。三是注重领导者的示范作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严以律己，带头讲清廉，为官员树立了榜样。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古巴。1996年，古巴制定《领导干部道德行为准则》，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所有部长都在颁布仪式上签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总理）拉赫与老百姓一样生活，一直住在他出生时的旧房子里。这些领导人以身作则，自身的言行就是一部廉政教科书。

（四）廉政文化建设要体现时代特色。廉政文化建设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必须推陈出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根据这几年群众性实践活动的状况，有这样三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一是要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让廉政文化建设拥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组织各类文艺人才深入到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积累素材，创作反映反腐倡廉内容的优秀电影、电视剧、戏剧、曲艺、小说、诗歌、广告、评论，创作出种类繁多、群众叫好又叫座的文化精品，使诗书画雕随处可见，歌舞影视随处可闻，使人们经常沉浸在廉政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之中。还要努力致力于大众文化的正确引导。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正以各种形式广泛渗透进社会日常生活，并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需求。大众文化是产生于现代化工业社会背景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是现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流动性强生活方式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相伴随，大众文化获得了飞速发展，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娱乐电影、音乐电视、现代广告、家庭肥皂剧、畅销读物等。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大众文化的感性化、平面化会以瞬间的体验代替深刻的思考，特别是大众文化是以大众时尚作为追求的，在市场原则的左右下，最时尚的必然与人的最原始、最具普遍性的个体欲望相关联。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唱响主旋律，用高尚的作品教育人，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理念，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人文环境。

二是着眼基层，面向群众，打牢廉政文化建设的根基。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仅面对领导干部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广泛的群众性，只有面向全社会，走进千家万户，才能焕发生机和活力。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必须重视基层的涵盖面，从学校抓起，从社区抓起，从企业抓起，从农村抓起。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廉政氛围。廉政文化建设一定要走社会化的路子，才能保证宏观的文化发展战略落到实处，保证廉政文化建设健康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们正逐渐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区是人们生活和交往的主要环境。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的功能将从政府和单位中不断剥离出来，由社区来承担，这就大大提高了社区的功能，丰富了它的工作内容，拓宽了它的工作面，使它从微观的层面担当起了重大的社会重任，成为城市凝聚方方面面的中心。要充分认识这种发展趋势，把社区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主阵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而推动党风和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

三是以创新精神着力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内容设计上要注重以人为本，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融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做到雅俗共赏、传统与现代辉映，努力扩大影响力。在形式上要不断创新，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信息传播渠道，构建廉政文化建设的强势氛围。我国上网用户已是以亿计数，网络化打破了国家和地区的“自然屏障”，创造了一种共享文化空间，进入网络意味着进入世界文化领域。网络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使其信息的传递交流具有极大的空间，为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要大力营造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要利用网络互动优势，与群众对话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不断增强网络廉政文化的渗透力。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带来的负面效应，加强正面引导，抵制不健康的网络舆论。要加强网络管理，抵制消极腐朽思想文化信息的传播，创造干净、健康的网络信息环境。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鉴别廉政文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多方位的鉴别和梳理，摸索规律，提出办法，指导实践，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天地。只要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必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来源：新华廉政 ）